没有谁能永远正确，犯错再正常不过。
而在皇权集中的年代，皇帝金口御言、言出法随，整个天下都以皇帝之意志至高无上，一旦皇帝犯错，后果极其严重。
所以越是那种英明神武、雄才大略的君王，一旦犯起错来，其破坏程度足以惊天动地。
譬如汉武帝、唐明皇，年轻之时何等睿智英明？古今中外，鲜有可匹敌者。然而正是因为其年轻之时功绩卓著、冠盖古今，愈发养成了唯我独尊的性格，到了晚年之时思虑凝滞、不思进取，因一己之昏聩致使帝国每况愈下、盛极而衰，种下败亡之因。
对于现在的大唐来说，不需要什么盛世明主、千秋帝王，只要皇权稳固，自有宰辅们宰执天下、夙兴夜寐。
房俊当初之所以坚定不移的支持李承乾，就是因为李承乾是李二陛下之后最适合担任大唐皇帝的人选，其余无论是李泰还是李治，固然才能卓著，可一旦上位都会引发朝局的剧烈震荡，于国无益。
李治固然雄才大略，乃是千古帝王之中的佼佼者，但更可以说是“时势造英雄”，有太宗皇帝留下的丰富家产，有贞观一朝传下的名臣志士，换一个人也大概率能够开疆拓土、开创盛世……
房俊真心实意道：“陛下实不必妄自菲薄，人非圣贤，谁还能没有缺点呢？只要懂得扬长避短，大多都能开创一番事业。陛下身为九五至尊，并不需要事必躬亲，只需稳稳当当坐在皇位之上，手持日月，朝政自有一干能臣干吏去办。”
宋徽宗何以断送北宋江山？
除去诸多外界因素之外，其“无自知之明”“不甘稳坐钓鱼台”亦是一个重要原因，那位浑身都是艺术细胞的君王多才多艺、聪慧过人，却始终未能认清自己政治天赋白痴的缺点，偏偏还要染指朝政、指点江山。
结果自然是将本就千疮百孔的江山社稷愈发弄得天怒人怨，即便没有金军南下、劫掠汴梁，迟早也会被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所湮灭……
反例则是宋仁宗赵祯，武不及开国皇帝宋太祖，文不及后继之君宋徽宗，却能够开创大宋一朝甚至于整个皇权制度之下最为繁荣兴盛的时代。
“为人君，止于仁”，这是皇帝的最高境界，纵开疆拓土、威凌天下亦要略逊一筹。
当然，宋仁宗也有缺点，其对于边患之忍让埋下了灭国之隐患……
李承乾苦笑道：“垂拱而治么？但前提是要‘惇信明义，崇德报功’才行啊，朕固然不敢妄自菲薄，却也不能夜郎自大。”
房俊也笑起来：“人活一世，总归是要有点理想对不对？垂拱而治可不是什么都不干，能够垂衣拱手之时朝政依旧运转如常，各部官员各司其职，这可不是容易做到的，陛下当以此自勉。”
李承乾喝了口茶水，胸中愤懑略有舒缓，却轻松许多：“贞观治世看似繁花似锦，实则根基不稳，前隋之余孽、宗室之逆贼轮番作乱，稍有舒缓便能酿成大祸。更不用说太宗皇帝举国东征虽然大获全胜，但此战几乎耗费了开国以来所积攒之财富钱粮，若非有海贸自国外输入大量粮食，怕是十几二十年都未必缓得过来。国虽大，好战必亡，所以咱们将国策有外转内、施行新政是极为正确的，朕自忖非是父皇那般绝世之君，不追求开疆拓土、威慑寰宇，惟愿兢兢业业、夙兴夜寐，给后继之君留下一个国库充足、百业俱兴的丰饶家业。”
汉武帝固然光耀千古、功盖千秋，可若是没有文景两代帝王之积累，焉有其北逐匈奴、开疆拓土之功绩？
青史之上，自不会埋没文景两位君王之功勋。
李承乾有自知之明，让他是汉武帝是万万没那个本事的，也没有太宗皇帝那般胸怀四海的远大志向，能够做一个守成之君，将这份家业守住，便算是最大的成功。
房俊笑道：“若陛下志向在此，倒也并不难，唯抑制土地兼并加上轻徭薄赋、与民生息而已，只需做到这两样，盛世自可长久，功勋亦能彪炳。”
攸关帝国存亡、兴衰的关键在哪里？
吏治、赋税，仅此而已。
如何能让国运长久？那就要再加一个抑制土地兼并。
经过高祖、太宗两代帝王已经开了一个好头，现在威胁帝国稳定的最大隐患世家门阀又最是衰弱之时，想要做到这三点倒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。
当然，懂得这个道理的人不少，说起来也很容易，但当真做得到，却是极为艰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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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街上的积雪被清扫至两侧，故而今日虽然雪停，但因为满城堆积积雪的缘故气候极地，房俊戴着貂帽、披着大氅，在数十亲兵簇拥之下策马长街、招摇过市，风卷残云一般冲进崇仁坊，返回梁国公府。
到了门前便见到一辆装饰华美的四轮马车停在门房，数十禁卫各自牵着马站在街前。
房俊至门前勒马站定，翻身下马之时瞟了一眼那辆马车，见到车身上的标记便知道这是长乐公主的车架……
心里略有诧异。
因着长乐与自己互有私情之事，在高阳公主面前总归有些羞愧，一般公开场合都会尽量避开，更遑论亲自登门了，除非有什么重要之事，否则断无可能。
他一下马，那数十长乐公主禁卫便齐齐单膝跪地、施行军礼：“参见越国公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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