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子荣说道：“你是北方人，不懂南边水灾的厉害。咱们扛过了两次洪峰，估计是鄱阳湖那边没有下雨，泄洪泄得非常快。如今鄱阳湖估计被灌满了，再来一次洪峰的话，我会直接带着百姓转移到高处。”
又有一个老吏，端着饭碗过来：“多亏有赵先生，换成朝廷治理，就算有好官坐镇，这次也肯定被洪水漫灌数万亩良田。”
刘子荣感慨道：“确实如此，第二次洪峰来得太快太猛了。”
韩承宣算是听懂了，这次能扛住第二拨洪峰，全靠农会和农兵的超强组织力。如果此地没有反贼，让他这个知县调动百姓抗洪，不知要磨磨蹭蹭搞多久，肯定会错过最佳的抗洪时机。
说实话，韩承宣喜欢这里，虽然此处是反贼地盘。
任何一个想做事的官员，都喜欢这样的氛围和民心。两天两夜的抗洪结束，韩承宣完全被感染了，同时又想起山西老家那一堆破事儿。
两相比较，一个天上，一个地下。
洪灾渐渐过去，赵瀚治下的百姓，心气儿达到一个巅峰。
各地陆续上报的消息，让李邦华感觉不可思议。那么多沿岸县城和小镇，竟然只有两个镇溃堤，其他被水淹的地方，都不是特别紧要处，顶多损失许多粮食收入而已。
这换在任何时候，都是不可能的事情。
在仔细分析之后，总兵府的高层官员，都认为抗洪胜利的关键有三处：第一，官吏称职；第二，农会引导，农民积极；第三，军队的加入，正兵和农兵都立了大功。
所有官吏都是能办事的，裙带关系肯定难以避免，但就算是走关系上位，也得拿出一份能看得过去的履历。
一个政权的初期，就是如此有活力。
单拿军事方面来说，明初和明末对比，简直就是两个世界。
明末辽东历次大战，战场局部跟筛子一样，鞑子军队可以随便穿插。
而明初辽东那次关键战役，朱元璋直接在南京写好剧本，马云、叶旺两位前线将领，则担任导演并补充细节。
先是坚壁清野、诱敌深入，坚守孤城消耗元军。当时城墙还没修好，许多缺口用木料堵住，战斗打得异常惨烈。大明援军奔袭敌人后路，完全相信友军不会丢城。
接下来的战局，就跟看《三国演义》一样，元军惊慌败退，在山谷遇到数百弓弩手，吓得立即更改逃跑路线。结果，明军一夜之间，筑起数里长的冰墙。元军骑兵只能顺着冰墙跑，好不容易跑到尽头，又落入提前挖好的陷坑。
辽东打仗，朱元璋提前在南京玩微操，把元军部队安排得明明白白。
这一仗把朱元璋打得爽透了，此后便将整个辽东战区，都交给马云和叶旺来负责。
赵瀚用人跟朱元璋一样，不论文官还是武将，都必须是能办事的！
此次抗洪抢险，也让庞春来、李邦华等高层，坚定了今后的用人原则：宰相必起于州部，猛将必发于卒伍！
赵瀚的地盘抗洪胜利，就连被农会渗透的地方，也没有受到洪水的影响。反观朝廷的地盘，简直可用一塌糊涂来形容。
先说旱灾，由于水利设施败坏，守着巨大的鄱阳湖，离湖稍远的土地皆枯黄一片。
再说洪灾，眼见鄱阳湖水位飞快提升，甚至长江水因为上游大雨也流入湖中。可各地官员都没当回事儿，反而是本地士绅，自发组织起来筑堤。但士绅的组织力不够，导致鄱阳湖沿岸多处溃堤。
鄱阳湖周边被淹了一大片，与此同时，离湖岸只有几十里的山区，却在经历非常严重的干旱。
包括景德镇在内，昌江水位降到极低点，鄱阳湖的湖水正在倒灌回河里。
连续两年大旱，官府又不断催税，在赣东北出现大量饥民。
这些饥民纷纷往西、往南，沿途逃荒讨饭，一路上饿死无数。
龙口河边。
饿了一整天的贫寒秀才丁家盛，找来同村的几个朋友，说道：“沿途都遭了大旱，小门小户都没余粮，大户又宅门紧闭不肯给饭吃。这样下去，早晚都得饿死，我看不如造反算了。”
“咱们造反能成吗？”一个小伙伴问。
丁家盛从怀里掏出一本《大同集》，说道：“南边有位赵天王，做事极有章法，打败官兵好多次，迟早能占下整个江西。这本书就是赵天王编的，我去年在周夫子家门口捡到。”
其他小伙伴都没读过书，问道：“这本书写的啥？”
“写的怎样造反，”丁家盛说，“这一年来，我天天都在读，书里写的东西都能背了。咱们先杀几个地主，开仓放粮，拉更多百姓入伙。分田地恐怕有些困难，咱们直接带人攻打县城。把城打下来之后，就去请赵天王来做主，咱们也能做从龙功臣。记住，赵天王仁德，不许杀戮百姓，也不许淫掠妇女。这两个规矩不能坏，谁要是坏了，我就翻脸不认人。”
当天，丁家盛煽动数百人，攻破地主家的宅院。在开仓放粮的同时，还杀了几个坏规矩的立威。
他们沿途裹挟饥民，一路抢地主筹措军粮。
半路分兵，大部队作势前往饶州府城，丁家盛亲率小股主力直奔都昌县，伪装成平民一举夺取县城。
同时打出赵天王的旗帜，无数饥民前来投靠。
此人还拣选人才，竟然开始在县城周边给百姓分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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